岭南阐扬仲景《伤寒》、《金匮》经方者，亦不乏其人。清代有香山麦乃求，东莞陈焕棠；近代有新会陈伯坛，顺德黎庇留，南海谭彤晖，鹤山易巨荪，号称“四大金刚”。

陈伯坛

陈伯坛（1863—1938年），号英畦，广东新会人，近代岭南经方派医家，著作有《读过伤寒论》、《读过金匮》、《麻痘蠡言》等。陈氏自幼刻苦好学，聪敏过人，博览经史，精通《周易》，尤笃好医学，22岁时开始悬壶济世，后为光绪甲午（1894年）举人。1905年受聘于广州陆军医学堂，任中国医学总教习，主讲伤寒论。1924年在广州书坊街设中医夜学馆，该馆学员大半为广州执业名医，白天行医夜间切磋技艺，可见陈氏为同道所推重。1930年于香港文咸东街创办伯坛中医专校，传授长沙之学，在此期间，香港一度痘疹流行，西医认为痘诊是疮科一类，要从外治，一见灌浆，即加洗刷，以此十不一生，而经陈氏用中药内服救治者多所全活，由此名噪香江。又因其治病所用经方，药量特重如桂枝生姜之属动以两计，大锅煎熬，药味奇辣，而服之奇效，故人多称之“陈大剂”。《读过伤寒论》与《读过金匮》代表陈氏学术成就，他认为两书的关系是：“论合卷亦合，分之则书亡……伤寒分卷不分门，金匮分门不分卷。”所以《读过伤寒论》终于卷十八，《读过金匮》始为卷十九，二书相应如合璧，读之相应宜互参。学术上陈伯坛采用“以经注经”及以临床经验注经的方法研究伤寒金匮，他强调阴阳的理论，指出仲景《伤寒论》实以阴阳二字为核心，知阴阳为法眼，治阴阳为手法；他阐发气化学说及标本中气的理论，以体现中医整体观的特点；他对仲景经方运用灵活且能结合实际，如用治疗阳毒的升麻鳖甲汤加减治疗当时广东流行的“疫核症”，也就是鼠疫，活人无数。

黎天佑

黎天佑，字庇留，广东顺德人，儒而通医，学术上专师仲景，为广东近代伤寒名家之一。光绪甲午年（1894年）任省城十全堂医局医席，民初在广州流水井设医寓“崇正草堂”，大厅悬挂“振兴医风，挽回国命”对联以自勉。他为人襟怀广阔，鄙视权贵，常与人说：“人生最可贵者，莫过如尽己之力，为病民服务，何必孜孜为己？”故毕生以济世活人为务。黎氏临症，均以仲景大经大法为本，善用经方救治危急重症，以此着名于时。晚年积其所学，着书立说，撰《伤寒论崇正篇》八卷。同一时期依照黎氏伤寒崇正篇体例，随仲景原文注解发挥者，还有台山伍律宁《伤寒论之研究》三卷2册，南海赵雄驹《伤寒论旁洲》二卷1册，番禺陈庆保《伤寒类编》1册。可见黎庇留的着述对广东近代伤寒研究影响也很大。黎庇留还有大量据经方治验的医案手稿，解放后由肖熙、许大辉等人整理，以《黎庇留医案》名出版。黎氏医术传儿子黎少庇，少庇曾于民国35年（1946年）在广州流水井医寓处办医学传授班，有门人汤仙州等28人。

谭彤晖

谭彤晖，号星缘，南海人，举人出身，儒而通医，近代伤寒临床医家，常与陈伯坛、黎庇留、易巨荪等人谈论医学心得。中医著作，文字深奥，非儒者不能精通其说，仲景《伤寒》、《金匮》方药济世，尤为儒医所推崇。故清末岭南读书人出身的中医生，其时均以通晓仲景圣贤书为时尚。谭星缘、陈伯坛、黎庇留、易巨荪四人以文会友，经常在一起畅谈讨论仲景医学心得，后人描述四人“为心性之交，每于灯残人静酒酣耳热之际，畅谈《灵枢》、《素问》论略之理”，故得“四大金刚”之美誉。谭氏毕生忙于诊务，未见着述存世。

易庆棠

易庆棠，号巨荪，鹤山人，近代岭南着名经方派医家。易氏出身医学世家，幼承祖父庭训，即嗜读神农黄帝扁鹊仲景圣贤之书，谙熟中医经典着述。成年后，执业于广州西龙津桥脚，后迁往小半甫，榜其门曰：“集易草芦”，兼客串省城十全堂赠医局医席。易巨荪诊务繁忙，但对治验案例多有记述。光绪甲午（1894年）冬至，将其辑录成书，名曰《集思医案》。集思者，集众思，广忠益也。古人云：“集思广益，而功不必自己立。”《集思医案》即集中众人运用仲景经方智慧，推而广之使其效果更大更好。易巨荪读仲景书着重领会其精神，临症治病于无字无方处阐述发挥；又对金元四大家时方有所长者融会吸收，可见易氏治学态度严谨且又客观。《集思医案》共记录病案62例，其中内儿科46例，妇产科9例，鼠疫6例。医案之书写，文句朴实简炼，主证重点突出，其所治病症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危重病；二是急性流行传染病。在岭南地区敢于运用仲景经方治疗以上两类疾病尤其是温疫热性病，没有坚实的临床基础及过人胆识，实难以做到。

清末民初，广东专研经方的易巨荪、陈伯坛、黎庇留、谭星缘四位伤寒名家一起切磋医术，治病救人，传道授业，被世人尊称为伤寒“四大金刚”，也是岭南中医的重要医家，共同撑起了当时岭南医学的半壁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