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是一位非常重视方药因时加减的著名医家，署其名的著作大约有十多本，但经考证确为其亲自完成或由其弟子罗天益整理成书的著作大体有《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东垣试效方》、《兰室秘藏》、《活法机要》、《医学发明》和《脉诀指掌》七部，本文就是参考这七部著作，来探寻补土派大师的法时用药经验。
1 法时用药的思想依据
从理论上而言，早在《内经》中就提出了“必先岁气，毋伐天和（《素问五常政大论》）”的治疗原则，因而，李东垣的法时用药思想应该来源于此。“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灵枢岁露》）”的统一性使得人体的气血和脏腑都是随天地阴阳的变化而变化，那么在用药上需要考虑到季节变化规律和气候变化特点则也是正确的。李东垣在《脾胃论用药宜禁论》中指出：“夫四时阴阳者，与万物浮沉于生长之门，逆其根，伐其本，坏其真矣。……故冬不用白虎，夏不用青龙，春夏不服桂枝，秋冬不服麻黄，不失气宜。如春夏而下，秋冬而汗，是失天信，伐天和也。”可见其思想与《内经》是一脉相承的，用凉宜远凉，用温宜远温。又如《内经》所言：“化不可代，时不可违（《素问五常政大论》）”，四时的变化规律与天地万物的生化是不能违背和替代的，只有顺天时、助化源，因时加减药物，才合乎规律，才有利于身体的健康和疾病的防治。
2 法时用药的基本法则
从李东垣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是深谙五运六气之理的，但他在药物的加减方面还是多以四时为依据的。他认为：“春宜吐，象万物之发生，……夏宜汗，……秋宜下，象万物之收成，……冬周密……。（《脾胃论用药宜禁论》）”这段话运用了取象比类的思维，指出了四时用药之法，要本于四时升降之理。也正如其在《内外伤辨惑论》中所言：“四时者，是春升、夏浮、秋降、冬沉，乃天地之升浮化降沉（化者，脾土中造化也），是为四时之宜也。”
其次，四时用药加减也有简捷之法，如《脾胃论脾胃将理法》中指出“夫诸病四时用药之法，不问所病，或温或凉，或热或寒，如春时有疾，于所用药内加清凉风药；夏月有疾，加大寒之药；秋月有疾，加温气药；冬月有疾，加大热之药，是不绝生化之源也。”在不同季节要分别佐助寒、热、温、凉不同药性的药物，则可益人体之化源，生生之气常在，必有利于机体的康复。
法时用药还需注重药物自身的四气五味。从《脾胃论脏气法时升降浮沉补泻之图》中可以看出，五味在四季中的补泻功用是不同的，大致为春季中酸泻辛补，温补凉泻；夏季中咸补甘泻，热补寒泻；长夏中甘补苦泻，温凉寒热补泻各从其宜；秋季中酸补辛泻，凉补温泻；冬季中咸泻苦补，寒补热泻。可见与四时之气相顺应是为补，与四时之气相反的则为泻。李东垣将气味分阴阳，认为补泻在于味，气是要随时调换的。正如其在《脾胃论君臣佐使法》中所述：“凡药之所用，皆以气味为主，补泻在味，随时换气。气薄者，为阳中之阴，气厚者，为阳中之阳；味薄者，为阴中之阳，味厚者，为阴中之阴。辛、甘、淡中热者，为阳中之阳，辛、甘、淡中寒者，为阳中之阴；酸、苦、咸之寒者，为阴中之阴，酸、苦、咸之热者，为阴中之阳。夫辛、甘、淡、酸、苦、咸，乃味之阴阳，又为地之阴阳也；温、凉、寒、热，乃气之阴阳，又为天之阴阳也。”在《东垣试效方药象气味主治法度》中有其对药物性味的认识，在实际运用中可加以参考。
3 法时用药的具体应用
在李东垣的著作中，对许多方剂的四时加减法都有论述，如著名的补中益气汤、调中益气汤、羌活愈风汤等。补中益气汤出现在《内外伤辨惑论》和《脾胃论》两部著作中，主要针对痰嗽、食不下、腹中痛等兼证进行因时加减。具体方法是夏月咳嗽加五味子、麦门冬；秋月、冬月咳嗽加麻黄；春月加佛耳草、款冬花，并指出夏月不嗽，亦加人参、五味子、麦冬各等分，救肺受火邪也。食不下则以青皮、木香、陈皮三味为定法，冬月加益智仁、草豆蔻仁；夏月加黄芩、黄连；秋月加槟榔、草豆蔻、白豆蔻、缩砂；春月加益智、草豆蔻。夏月腹中痛，不恶寒，不恶热者，加黄芩、甘草、芍药以治时热也；腹痛在寒凉时则加半夏、益智、草豆蔻之类。
调中益气汤出现在《脾胃论》《兰室秘藏》《东垣试效方》三部著作中，方名虽同，但药物组成却稍有差别，盖而言之，夏月或春夏腹疼须加白芍；冬月腹疼不可用白芍，加干姜或半夏。秋冬厥逆者加吴茱萸；夏月厥逆者加酒黄连、酒黄柏、酒知母各等分。
羌活愈风汤见于《医学发明卷九中风有三》，是以“疗肾肝虚，筋骨弱，语言难，精神昏愦，及治风湿。……或瘦而一肢偏枯，或肥而半身不遂，或恐而健忘，喜已多思。”李东垣认为对其因时加减的原因是 “常服之药，不可失四时之辅。”具体加减的方法是在“望春、大寒之后，加半夏二两、柴胡二两通四两，人参二两通四两，谓迎而夺少阳之气也。望夏之月半，加石膏二两通六两，黄芩二两通五两，知母二两通四两，谓迎而夺阳明之气也。季夏之月，加防已二两通四两，白术二两，茯苓二两通五两，谓胜脾土之湿也。初秋大暑之后，加厚朴二两通四两，藿香二两，桂一两通二两，谓迎而夺太阴之气也。霜降之后望冬，加附子一两，官桂一两，当归二两通四两，谓胜少阴之气也。”可见半夏、柴胡、人参为少阳之用药；石膏、黄芩、知母为阳明之用药；防已、白术、茯苓为太阴之用药；厚朴、藿香、桂枝亦为太阴之用药；附子、官桂、当归为少阴之用药。
除上所述，李东垣对于疟疾的治疗，也有新颖之处，其所法之时不再是四时，而是时辰。李氏指出：“从卯至午时发者，宜大柴胡汤下之；从午至酉时发者，知其邪气在内也，宜大柴胡汤下之；从酉至子时发者，或至寅时者，知其邪气在血也，宜桃仁承气汤下之，微利后，更以小柴胡汤制其邪气可也。”可看出，此是以昼夜之阴阳分之，邪气在内或邪气在血，各分而治之，发作的时间不同，则病位不同，用药当宜别之。
总之，李东垣的法时用药式对我们有很重要的应用价值，“无违时，无伐化（《脾胃论脾胃将理法》）”顺应自然与生命的规律，本于升降之理，调节阴阳的平衡，也正是中医药的根本之所在。“凡用药，若不本四时，以顺为逆。《内外伤辨惑论》”［2］只有随时加减用药，才能真正“法于阴阳，和于术数（《素问上古天真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