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中医爱好者在学习中医的过程中偶尔会参考一些日本的汉方医书，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会发现在汤药的处方用量上，日本汉方所用的中药剂量明显少于中国书籍上的记载。
按理说，日本的汉方来自于中国，为什么用量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有些人猜测是日本因为没有中国这么丰富的中药材资源，导致开方子的时候只能照少了开；有人猜测是怕药量大了会出现不良反应，日本的医生为了防止医疗意外索性就把药量降下来；还有人猜测普遍饭量偏小的日本人吃药的量也要相应减少……
中日的药量差距确实让很多人费解，也引发了如上面的这些猜测。那么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
原来日本汉方中的药量之所以小，是因为他们在依照经方开药的时候是按照“神农秤”来确定药量的。根据日本汉方学者的考证，像《伤寒论》这样的中医经典里说的“一两”大约只相当于现代的1.6克，这也就怪不得日本汉方的药量那么小了。
那这种被日本学者说得颇有些神秘的“神农秤”是怎么来的呢？
“神农秤”的由来
在张仲景写作《伤寒论》的东汉末年甚至更早的年代，“中医药圈”里并没有“神农秤”这种说法，而且对于方药里药量的描述也相当不统一：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专家认定其成书年代不晚于战国晚期，其中有用“升、斗”这样的度量衡单位来表达药量的，也有用“束、把、撮”这样的非度量衡单位来表达的；写作年代不晚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中，仅有的13 个方剂也都采用了这种度量衡单位和非度量衡单位混合使用的记述方法，而且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了张仲景的《伤寒论》中。
既然“神农秤”的说法不见于汉代以及汉代以前的医籍中，那么最早记载“神农秤”的是谁呢？根据现存的记载，南朝的陶弘景在《神农本草经集注》中说：“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但是陶弘景也并没有提及“神农秤”的字样，到了唐代，孙思邈在注解这一段文字的时候，认为“此则神农之秤也”，“神农秤”也就因此而得名了。
根据《汉书律历志》中的记载：“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一百黍为一铢，这与“神农秤”中的“十黍为一铢”足足差了十倍之多，中日学者考证结果的差距可能就是出在这里。
有人猜测“神农秤”与秦汉之“两”的差距极有可能是将“十黍为一累，十累为一铢”中间的几个字漏写，抄成“十黍为一铢”导致的，这种传抄导致的错误在古代著作的传抄中颇为常见。
经方的一两到底是多少克？
那么医圣张仲景生活的东汉末年一两到底是多少克呢？这就要从头说起了。
我们都知道，秦始皇所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统一了度量衡，汉代承袭了秦代的制度，延续了度量衡的统一。魏晋以后的各朝各代都有对汉代度量衡进行考证的文献，然而，这些考证的结果也都是按照考证者所处时代的度量衡来描述的，要想将其换算成现代度量衡单位，还得再绕一个圈子，而且历代学者考证的结果也很难确定是否准确，这么一来，这些考证结果的准确性恐怕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那么是不是汉代的度量衡情况就要成为一个千古之谜了呢？当然不会。
根据近现代对出土的秦汉时期度量衡文物和铭刻有重量的金银器物的研究，考古学界对于秦汉时期的度量衡的考证已经很详尽了。
这些度量衡文物中距张仲景的时代最近的是一件12斤的铜权，为东汉灵帝刘宏光和二年的“光和大司农铜权”。汉灵帝光和二年是公元179年，而据学者考证，张仲景生于公元150—154年，卒于公元215—219年，从时间上来看，这枚铜权是与张仲景同时代的。这枚12斤铜权重2 996克，可以算出当时每斤相当于现在的249.67克，约为250克。同时根据汉代一些铭刻有自身重量的金饼也可以折算出每斤都在250克左右。
汉代实行的是十六两为一斤的折算规则，我们可以知道汉代的一两约为15.625克。这与日本汉方学者考证的一两为1.6 克正好差了将近十倍，又可以从一个侧面佐证之前的漏写“十黍为一累，十累为一铢”的猜测。
“神农秤”出现是因为大小两？
有人认为，之所以“神农秤”和汉代度量衡会出现十倍的差距是因为中国古代实行大小两的制度，根据不同的需求决定用“大两”还是“小两”，而医药正是用“小两”的那部分。所以根据《汉书律历志》和出土文物推算出的汉代度量衡不能指导我们掌握《伤寒论》的用药药量，“神农秤”这种“小两”倒是相对靠谱一些。
中国历史上确实有大小两制度，这种制度也延续了很长时间，直到清代依然存在——医用度量衡和普通的度量衡是有差距的。《唐六典》中记载：“凡积秬黍为度量权衡者，调钟律、测晷影、合汤药及冠冕之制则用之，内外官司悉用大者。”也就是只有在音乐、时间计量、医药和服饰制度上，应用秦汉那种以“秬黍”确定度量衡的旧制，剩下的都用现行的度量衡制度。
在医书中，我们可以发现，若是用普通的度量衡，那么一般会标明“大两”，《外台秘要》中就有“前三味并用大斗大升”等记载。
但是，这不代表“神农秤”在汉代就是用于医药的小两。汉代以后的魏晋南北朝度量衡制度混乱，史书记载“南人适北，视升为斗”，度量衡的混乱在医学领域的影响尤为严重，据《晋书律历志》载：“元康中，裴頠以为医方人命之急，而称两不与古同，为害特重，宜因此改治权衡。”
可见大小两制度的兴起正是为了解决晋代的“两”比汉代的“两”重而采取的权宜之计，用“小两”是为了能够有效使用汉代的方书，参考坐标就是汉代的“两”，故而“神农秤”是汉代的“小两”这种说法还有待商榷。
当然，今天的中医药教材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根据今天的临床经验，将《伤寒论》中的一两折合为3 克，也是综合了现代人的体质和其他一些因素确定的。
但是考虑到经方最大的特点是药少而精、药专力宏，考证经方原本的用药量也是十分有必要的，临床上的应用经方时，用汉代的用药量，常常收效甚佳。
如以半夏厚朴汤为例，《伤寒论》原著中茯苓用量为四两，按汉代度量衡换算茯苓用量应约62.5 克，但是现代多换算为茯苓12 克，二者相差颇多。而一些临床应用半夏厚朴汤的病例中，常用茯苓30 ～ 150 克治疗2型糖尿病郁证阶段的痰湿壅滞证，疗效颇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