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张仲景对甘草的性能体会得比较深刻。在《伤寒论》、《金匮要略》250多首药方中，就有120首方里用甘草。虽说多是针对里急、急痛、挛痛、厥冷、烦躁、冲逆等证而用，即《本草经》所说:“主治烦满短气，伤脏咳嗽，止渴，通经脉,利气血，解百药毒”等功效，也是属于改善中气不足所致的气血失畅，不能自作平秘的病理。应知其味甘、性平,服后脾气得健而充沛，五脏安和,机体就能有力驱逐邪气。邪气解则真气旺，故筋骨肌肤坚实，脾即强健，大凡药物之味甘者性多平和,甘味纯者，缓和之力益强。若机体因受邪气干扰而急疾不安，治必充实脾气，机体始能有力与邪相搏。故所谓烦满短气，正是中气劳伤的反映，徒以清热除烦为治，必致气更虚而病更甚。用甘草以补中，则脾得温养,即能气增烦解;久咳损伤肺脏的为伤脏,用甘草养脾而兼固肺气，咳即自止。脾虚失运则津液难生，补脾复运,用甘草则运复津生而渴可除。至于通经脉利气血的功能,尤属用甘草益脾之效，复以甘草具至甘之味，对一些毒性药物,确能中和其毒性反应，故前人就得岀解毒的认识。目前通过药理化验和动物实验已发现甘草中含有甘草甜素及甘草次酸素等成分，上述物质具有抑制胃肠平滑肌活动而解除痉挛的作用，使胃液分泌减少而降低胃酸浓度，故对胃痛疾患有效。又因甘草次酸有类似肾上腺皮质激素作用,能使水钠潴留，升高血压则钾的排出增加，通过学习前人的成功经验和药理分析研究的报道，结合多年来对甘草在临床使用上的认识，除前人已经肯定的用途外，又总结岀以下几个方面的新的使用方法。

1、甘酸化阴

阴虚火浮是虚劳病常见的病理机转，由脾虚失运,阴精亏损所致。《内经》虽有甘酸合化之法,却未见明确的实例。余曾在治疗阴虚火浮病时，有意单纯使用酸味药物与大量甘草配合，获得了满意的疗效。多年来在使用过程中充分体验到，阴虚病理之所以形成,大都是长期脾胃虚衰，津血素亏。重用甘草,取其温中益气之功,有助于精微的生充，阴液即能无缺。再以酸味药物收敛在上滋扰之浮火，火降阴润，病即可已。用虽合化，理属分工,通过实践针对五脏阴虚之不同情况，合理配伍,如肝阴虚之急躁易怒、头痛眩晕、耳鸣、舌干质红、脉细弦数，则用生白芍为配;心阴虚之烦躁失眠、盗汗、舌红且光、中心有直裂、脉细数，则用五味子配伍;肺阴虚之咽燥干咳,咯血或失音、舌红苔光、脉细数、则用乌梅为配;脾阴虚之口干唇焦、便秘或溏少、不思饮食、舌干、脉细数，则用木瓜为配;肾阴虚之耳鸣耳聋、眩晕、咽痛、颧红、足痿腰酸、潮热、舌红、脉弦细，则用熟地黄为配等各种细微的区分。另依据阴虚的轻重。在两味药物同等用量的基础上，视各脏具体情况可将生甘草从30g渐加至60g、90g、120g不等。总之从实践到理论，不但进而明了前人合化的本义，而且又获得了治疗虚劳的新途径。

2、甘辛化阳

虚劳久延不复，气衰力惫，脏腑虚寒,恢复则须采用温补。单予辛温药物回阳，振阳，虽能改善一时的形证,但难以持久。

依甘酸化阴之例，必奠以大补中气之措施，方可阳热与气力并增。前人总结出甘辛化阳的理论，即是由此而来。补气仍用甘草，辛阳之药配伍如下：肾阳虚时，可见肢冷恶寒、腰酸、遗精阳痿、晨泻、舌淡苔薄、脉沉迟，则用附子为配;脾阳虚时，可见食少便溏、怯寒倦怠、舌淡苔白、脉虚弱，则用干姜为配，至于其他杂病则应视病理病机的需要，再行斟酌。一般用量亦应甘辛同等，肾脾阳虚其时，除适当加重甘草之量外,附子、干姜亦须随之增加,这又与补阴用酸药的剂量有所不同。

3、用于升陷

清气养生，来源于水谷之精微，脾强运健则清气升布。脾虚运差，则清气陷。其关键皆取决于脾气的强弱。李东垣立补中益气法，重点即是复脾。我自对甘草的功能有新的认识以来，关于脾虚诸病，用以代替参、芪，疗效至为满意。如治内脏脱垂证,以前均使用参、芪，今改以甘草配升麻,不惟服后症状得到改善,而且效果稳定,长期服用,一般多能巩固。另有短气息促，并非哮喘，时呵欠，疲乏倦怠，虽饮食尚可,而舌淡，脉弱，已表现出脾肺不足及于心肾之证。用大量甘草，佐以茯苓、白术，每能气续力增，这也是甘味归脾的作用。因肺主气，而气来源于水谷精微，必强脾健运，方可源源而生,故甘草之用乃“补之以味”的措施。所谓若清气之陷而不升者,服之则能迅升,即属此理。

4、用于培肾

先天之本在肾，肾亏则五脏悉虚，况久病之后，肾藏之精已不能敷布充补了五脏，则本脏必有所亏耗，复因病情有增无已，故于补肾固本之药中加入重量之甘草，则诸证立见好转，此乃振肾兼予温脾之效。

根据这种认识，就与一般单予归脾药物疗效有明显的不同。况甘草的类皮质激素作用也属于温养肾阳者。故于各种疾病之依靠使用激素者，无论是暂用或常用，重用甘草于对证方药中,颇能代激素而获安。

尤其慢性气管炎患者，已长期服用大量激素不能或离者，将方药中之甘草用量予以加大从60～90g,服后症状即能减轻，若服后出现浮肿, 只需加入泽泻18g即可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