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风通圣散为金元医家刘完素所创，该方出自刘完素所著《宣明论方》一书。防风通圣散由防风、川芎、当归、白芍、大黄、芒硝、薄荷、麻黄、连翘各半两、石膏、黄芩、桔梗各一两，滑石三两，甘草二两，荆芥、白术、栀子各一分组成。原方每服二钱，加生姜煮散，近代多按原方比例斟酌用量，作为汤剂服用。市售也有水丸剂，方便携带与服用。

传统方剂学认为此方具有表里双解的作用，或者说具有解表、清热、攻下的作用，主治外感风邪、内有蕴热、表里俱实之证。认为方中防风、麻黄、荆芥、薄荷、生姜，疏风解表，使风邪从汗而解；大黄、芒硝，泄热通便，配石膏、黄芩、连翘、桔梗，清解肺胃之热；栀子、滑石清热利湿，使里热从二便而解；更以当归、川芎、白芍养血活血，白术健脾燥湿，甘草和中调药，从而达到疏风解表、泻热通便之效。

以上认识，不能说有什么错，也可以指导我们临床使用此方，但未免失之粗疏。防风通圣散一方，用药有18味之多，如果按传统方论解读，明显就是药物堆砌，属于广络原野之术。难道穷究《内经》数十年、金元四大家之一、寒凉派的开山宗师，就是广络原野的水平？所以传统从方剂学角度解读防风通圣散一方的方义，认识是很局限的，不利于我们临床使用此方，也不利于我们掌握河间学派的学术思想，更不利此方发挥出更大效用，解决现实临床中的疑难重症。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解读此方呢？从刘完素的其它著作中，我们不难发现刘完素对《内经》中运气七篇研究深入，并有精辟的见解。所以我们从五运六气理论解析防风通圣散，才能抓住刘完素立方之义，深入理解其学术思想，从而更好地指导我们的临床。
刘河间大约生于公元1110年，卒于1200年（一说卒于1209年）。按陆懋修六气大司天理论，第65甲子，即1144年～1173年，为阳明燥金司天；1174年～1203年，为少阴君火在泉。传统认为刘完素着力阐发的是火热病机，是不全面的。从以上时间我们可以看出，刘完素从34岁开始，到63岁期间，是燥金司天的30年。所以台湾学者蔡坤坐在其博士论文《五运六气与〈伤寒论〉相关研究》中认为刘完素研究的是“燥金之伤寒”，是很有见地的。

喻嘉言曰：“病机一十九条，独遗燥气。”所以喻氏发明清燥救肺汤一方，以为可以补《内经》之不足，殊不知燥气致病及治法，在《内经》运气七篇及遗篇中已论述相当完备。喻氏清燥救肺汤一方，仅是治疗表里俱燥且已化热的情况。嘉言之后，有清末陈葆善，生活、行医于燥金司天、君火在泉的第77甲子。葆善精研《素问》运气七篇及遗篇，并证之临床，对燥气致病的机理与治疗，颇多精辟阐发，填补了前人对燥气致病认识不足的问题。以葆善《燥气总论》一书中的观点解读防风通圣散方义，有利于我们从另一侧面理解此传世名方。

刘完素在《宣明论方》卷三中明确提出防风通圣散是治疗“热极生风，而热燥郁”、“一切风热燥证”的。陈氏认为“燥之伤人，首先入肺，次传入胃”，因“肺本金脏，其经气应为阳明而反称太阴，胃本土府，其经应为太阴而反称阳明，可见肺胃二脏，燥湿之气，本有互相为用之义”。而“燥中之湿，则因收敛太过，土气不布而为内郁，故外燥者而里反往往为湿焉”。另外火热之邪煎熬精血津液，也易为湿为痰。所以防风通圣散，虽针对风热燥邪，而必兼祛湿。因此此方用滑石最重，一以祛湿利尿，二以清热，三以滑以去着，滑通三焦、膜腠与玄府。

燥气致病，或伤气分，或伤血分，或伤络脉。故燥病治法，当以伤气、伤血为大纲。而防风通圣散证，是气、血、络俱伤的重证。陈氏认为：“《内经》治燥，不外二义：一曰燥化于天，热反胜之，治以辛寒，佐以苦甘，即麻杏甘石汤之义；一曰燥淫所胜，治以苦温，佐以酸辛，即大青龙汤之义也。”所以防风通圣散可以看作大青龙汤的变法。因桂枝辛温动血，不利于燥热之证，故去之。而用防风、荆芥微辛微温与麻黄配，以开达燥气所闭肌表、膜腠与玄府；风淫于内，治以辛凉，故用连翘、薄荷；金曰燥坚，与热相合，易成燥屎，杏仁力不足以去此燥结，故用承气法，以大黄、芒硝苦寒、咸寒通下，并用桔梗开提肺气，升降相因；栀子清心热，黄芩清肝肺热，石膏清胃热，并用滑石接栀子所导之热从小便出。栀子、黄芩、滑石相当于加强了大青龙汤中石膏的力量。以上治法，合辛、寒、温之义，符合《内经》运气篇中治燥气的思想。防风通圣散仍用大青龙汤中生姜调卫，将调营之大枣换为四物汤去地黄之滋腻。白芍除调营之外，与辛温辛凉风药合，符合《内经》“燥淫所胜……佐以酸辛”之旨。而燥热伤络，通络不可近于凝滞，活血不可偏于滋腻，故用当归、川芎活血通络。白术苦温健脾燥湿，重用甘温的甘草固守中焦，调和诸药，不使甘寒、苦寒、咸寒之品伤脾胃，是内固太阴的思想。

从燥气致病解读防风通圣散，有利于还原此方的本义。对于我们判断与治疗燥气外感与内伤，很有积极意义。因为燥气虽为六淫之一，但历代阐发不清楚，多混同于寒湿与火热论治，这不利于临床诊断治疗燥气导致的外感、内伤疑难重症。